因为最早的人类法律（律法）往往产生于对自然、对他者的无知和恐惧，消解这种神秘性是法律最早的使命。
伪就是人类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而加工改善之意，决不是虚伪之意。所谓立法文化，就是国家法律制度生成机制及其结晶。
维序目标与司法文化的追求司法权行使的另一使目标是维护秩序。第四，就司法器具而言。当年包公做法官时，曾下令撤除在公堂上隔离官员和百姓的围栏，大开方便之门，就是为了展现亲民的司法文化。具体说来，司法体制设计必须追求以下3个方面的形象：对个人而言，一事不两诉，鼓励尽可能息讼。比如给法官、检察官、律师制定不同的发型、制服、冠帽、坠饰之类，就可以分别体现通神型、家长型、仲裁者型等不同的司法文化。
现代法庭的法槌、法袍、法官席、两造席、旁听席、手铐、囚车之类，也表达了追求司法中立、两造平等、裁判终局、司法权威等现代司法文化。[16][美]诺内特等：《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二）政治和法律的功能差异早期分析实证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斯·韦伯关于法律的定义，都强调暴力强制对保障法律预期的根本性意义，以暴力为重要执行机制的政治在这一类法律理论中都有一种优先性的位置。
（三）法律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政令不畅法律如果不能维护自身的统一性，则也会导致其无法维护政治权力的统一性。政治权力利用了法律的合法性一面，非法性一面自然随之跟随而来。政令不畅还意味政治动员不够有效，国家的积极建设力量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中央投人到地方的资源往往被浪费与滥用，无法配合整体上国家建设计划的统筹安排。这种对法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割裂法律的做法势必会与法律的统一性要求发生矛盾，于是，一方面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共同体的合法化欲求面对着政治强力而无可奈何。
[13]关于政治与价值或者利益冲突的关系，可参见[美]马克·E·沃伦：《民主理论与信任》，载[美]马克·E·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正由于此，我们历来对政客都有一种缺乏立场的印象。
这种话语上的高调反应了现实的迫切需求，但话语上的高调也造成与政治强权干预法律的实践之间的内在紧张，高调的话语也使人们的规范性期待变得不切实际，破坏了法律整体上的功能基础，同时，由于政治需要法律结构的支持，因此也难以建立权力的普遍效力。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律系统无法被分割，如果硬是分割则会导致法律功能的整体性丧失。在中国，政治对法律的理解被凝结在政法[1]这个概念中，至少在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领域法律仍然被政治统帅。户籍制、农民问题、高考制度，将来都会催生政治上的不满和法律上的动议。
最后，宪法一旦被制定成法律，关于政治权力是否遵守宪法就不再由政治系统说了算，而是由法律系统说了算。[8]参见[美]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孙天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8-408页。而政治系统的权力则不同，正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政治决定过期之后不存在恢复原状与补偿的可能。政治权力即便将法律当成工具，也只有在遵守工具本身的功能与规则时，工具才是可用的。
其实任何强调法治国家建设的规范立场都潜在地认为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与法律有着一致的结构。另参见腾朝阳：《从顶风看政令不畅》，《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3期，第10页。
法律系统通过设定权利体系的方式，解决了行动的不同时间问题。苏力所说的送法下乡的意义也在于此。
第二类论述着眼于具有实践意识的法律共同体，这种理论过于强调法律的内在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而没有看到政治对于法律的功能价值[3]。但是，法律系统也会碰到一些无法依据规范文本作出决定或者作出的决定很不合理的情况，这时候，法官有时就不得不诉诸政治标准，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作出的很多著名的有着重要政治考量的判例。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政府的紧急状态命令权甚至可以排除法律的实施，并且排除法律上事后的起诉权，尽管事后可能会有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并不是针对政府命令的违法性。而在今天，交通和通信已不存在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极可能会利用信息差异糊弄中央政府。参见柳云龙：《孙志刚事件与违宪审查制度》，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22期，第50-51页。根据社会系统理论，在现代社会，政治与法律已经分化成独立自治但在结构上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子系统，尽管中国法律系统的自治远没有达到法治国家的水平，但是法律系统的程序、规则与话语开始表现出自我生产性，开始难以被政治权力任意伸缩。
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民主化的初期会带来社会动乱。通过这种对政治与法律各自作用生硬列举式的强调，我们尚无法从中得知政治与法律的结构性联系机制与冲突是什么，以及两者在实践中的优劣地位[4]。
政治决定的生命是短暂的，是适时应变的，有其时间上的紧迫性。早期的孙志刚事件[29]，就已经反映了法律内部的不统一，几位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违宪审查，最终促使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
改变宪法的前提是遵守宪法的必要性，既遵守宪法但实际上也可能会改变宪法的政治权力维护了宪法的至上地位，对于政治系统来说，宪法是一个政治性工具，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政治，即工具性（改变状态的）政治和标志（不改变状态的）政治的工具，{3}251但是，政治权力自身要遵守宪法，否则，政治权力就会自相矛盾，并且破坏政治赋予宪法的效力，因为政治不能在宣布宪法为最高法律的时候又不愿遵守宪法，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宪法也无法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宪法成为没有法律意义的政治口号。关键是不能将法律理解成一个作为语言的纯粹规范系统，法律人对规范系统的实践操作本身才真正限制了政治系统的运作逻辑。
而政治系统面对法律则采取了一种分裂性的态度：在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领域，仍然需要遵守政治逻辑，而在那些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私法关系领域，就遵守法律。只有普遍化的司法救济才能克服中央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制裁，如果司法机关是独立公正的，并且权利受侵犯是可诉的，那么每一个权利受到侵犯的人都会成为天然的违法行为监督者，这不仅监督其他个人，也会监督政府。当然，这是政治权力凭借垄断地位对法律共同体强加的自我理解。总之，政治成了法律的外行，法律成了政治的作茧自缚，我们会明显看到法律对政治的结构性约束：人权话语成为强势话语，立法要请法学专家论证，任命法官起码要通过司法考试[27]，司法成了官民纠纷正当性的解决渠道，每一个行政行为都会声称自己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成了政治压力和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快速扩张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交易的全国性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小群体利益圈，除了由国家保证其价值的货币之外，法律也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性规范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法院判决不能有主客场（贺卫方语）意识，{15}1-3否则会抑制国内外投资者跨地区的冒险投资和破坏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卢梭的主权者如同上帝，变成了高度道德自律的形而上学存在。
权力媒介的普遍化不可能完全依赖暴力，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警察力量再强大，也没有能力将暴力强制实施到每一个人。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法律是行政决定躲避合法化异议的重要手段。
而在中国，政治系统还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不仅无法将政治权力延伸到基层，也无法建立能够限制权力的法治。政治权力在漠视法律的同时也难以建立自身的普遍有效性。
有些横跨政法两界学者的代表性言论表现出明显的对政法关系的模棱两可态度，对司法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如同打太极[28]。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职能是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法律的概念。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450页。尽管两者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但是基本区别还是存在的。
政令不畅同时导致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功能失调。薛刚凌：《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与对策：基于对地方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与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9-26页。
尽管如此，这不能证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决定机制已经大部分重叠了，政治仍然是政治，法律仍然是法律，在一个存在大量法律实践的国家，法律系统仍然能够为法官提供最丰富的规范标准，法官多数情况不必诉诸政治标准。因此，由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法治国家建设就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这一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不仅未经过民意调查和立法院讨论，而且行政院也未进行可行性论证，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和商业纠纷。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治强力是作为法律功能运作的一个可能背景而存在的，政治强力对于法律系统来说并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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